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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宇晨拍天價午餐:李公明︱一周書記:紀實攝影與……人文主義者

2019-06-17 09:57 來源:網絡整理

孫宇晨拍天價午餐:李公明︱一周書記:紀實攝影與……人文主義者

《紀實攝影》,[美]阿瑟·羅思坦著,李文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162頁,16.00元
阿瑟·羅思坦的《紀實攝影》(李文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在多年前就讀過,近日因為參加在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召開的題為“圖與史”的歷史圖像學研討會,在討論中涉及紀實攝影與“圖史互證”的問題,因此把這本書翻出來讀,略有“溫故知新”之感。
什么是“紀實”(documentary)?羅思坦認為這個詞描述的是一種風格與一種方法。他說曾經有過許多別的建議——寫實的(realistic)、事實的(factual)、史實的(historical),“但是無一能傳達紀實傳統那種對真相的深刻尊敬以及于我們這個世界加以積極詮釋的創作欲望。”(“導論”)在這里我們不應該忽視的是“真相”與“詮釋”這兩個概念,他的具體闡釋就是:“紀實攝影家對許多人而言已經成為目睹我們這個世界與人民的現場觀察者。紀實攝影家先研究現場狀況的視覺呈現,再將他對題材的知識與感受放進照片中。攝影家通常也將個人情緒與感覺放入作品中。”(同上)紀實不僅必須是在現場目擊,而且需要目擊者有自己的知識、研究和感受,冰冷的照相機在攝影者的手中不能冰冷,生命、人性、尊嚴等概念不可以缺失;在世界面前的攝影家不應該是被動的記錄者,而是與世界有互動、有追求的關懷者與批判者。在作者看來,紀實攝影的本質就是一種表達關于社會的看法與意見的媒介,是有助于社會改造和完善的工具,也是對人性的維護與信仰。關于這一點,更可以通過羅斯坦本人的攝影作品來理解。
阿瑟·羅思坦(Arthur Rothstein,1915—1985)就是一位著名紀實攝影家,他最為著名和他自己也最喜歡的作品是《亞特莉亞·班朵夫》(1937)。在照片上,一間粗陋的木屋窗子里,一個黑人女孩伸出半個身子倚著窗正往外觀看,在她頭部前面那扇朝外打開的木頭窗子上貼著一張報紙,報上廣告版照片中有一個女人捧著一大盤食物,廣告文字是:“你的面包師為你提供誘人的各式面包!”在視覺上,女孩朝向右側前方觀看的頭部正對著這幅報紙廣告,有強烈的視覺沖擊效應。羅思坦自己在書中說:“這張照片的特別之處是它結合了兩個圖像的象征——像這張廣告——與照片中其他組成要素,而創造出第三效果。你先看到女孩,這是第一層效果,你再看到廣告,而有了第二層效果,第三效果則在你同時注意到兩個影像,并且體會出其中的反諷(irony)時出現。”(49—50頁)他說女孩的尊嚴使她看起來“好像尼羅河女王”。這句話很重要,它表明在羅思坦的心目中,當鏡頭對準下層人民生活的時候,揭示真相與表現尊嚴是同樣重要的原則。
但是回到對本書性質的認識,過去我比較忽視了在“原序”中的這句話:“因為我是個紀實攝影者,我相信我能權威地評估與報告重要的趨勢和方向。在我個人50年的攝影生涯中,我很榮幸會晤過許多位書中提到的攝影家。對于那些以思想和感情來理解照相機前的真實社會的攝影家們,本書也極為敬重、佩服他們的努力。”這既說明了作者對于“紀實”概念的理解與他的實踐經驗和親身經歷緊密相連,另一方面說明這本關于紀實攝影的書本身也帶有“紀實”的風格和意義,與一般的攝影理論家、研究者的研究論著相比,該書特別有價值的地方是它更具有歷史的現場感和個性化色彩——關于紀實攝影的紀實性論述。如同“紀實”并非面對世界有聞必錄而是必須有所選擇,羅思坦也是對攝影家有所選擇。他說,“本書對所討論的所有攝影家均指出他們勇敢面對社會,與社會產生的互動,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詮釋”。(導論)
作者自言“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用文字與照片解釋紀實攝影這門獨特的視覺藝術形式的演進與發展。我討論從美國內戰至今真實地詮釋都市生活的紀實作品及其攝影方式、技術與理念”;“本書是按年代的先后順序展開的,強調攝影家們相似的意識形態所顯示的風格關聯性。盡管以往對紀實方式個別層面的討論也很多,本書仍盡可能對這個特殊領域中風格迥異的眾多攝影家及其作品加以搜羅與界定,并討論他們彼此間的影響”。(“原序”)從該書的敘述框架來講,作者的目的、意圖可以在章節安排中體現出來。全書分為紀實攝影的傳統、關心社會的人文主義者、美國農業安全管理局、好奇心與客觀性、政治與寫實主義、目擊現場的觀察者、反戰遺言、平凡的尊嚴、紀實攝影集——終極傳播渠道、色彩與攝影和方法與技術等十一章,光從這些章節的題目上看,已然具有鮮明的社會性與人文主義價值觀。作者以平易的文風介紹了數十位當代著名紀實攝影家的主要貢獻,不同程度地分析和評價了他們的創作理念、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及其作品的重要意義,是一部由親歷者撰寫的現代紀實攝影人物志和簡史。
在攝影中最早使用“紀實”這個詞的是20世紀初的法國攝影家歐仁·阿特熱(EugbneAtget),他在巴黎住所公寓的暗房門上掛著一塊手寫的牌子:“Documents pour Artistes”。他拍攝的街景、歷史性建筑、商店櫥窗與尋常百姓等照片是為畫家服務的,幫助畫家們回憶現實細節,把照片作為畫家們創作的素材。這些未經修整、十分貼近現實的照片很受畫家馬蒂斯欣賞,他在1908年寫道:“攝影足以提供現存事物最珍貴的記錄。”在這里可以看到“紀實”從一開始就有紀錄和提供證據的性質和功能,就是作者所講的,“紀實也是證明或是證據。照片的現場目擊特質使它成為佐證或支持某種處境或條件的絕佳基礎。”(7頁)但是,不是每張面對對象,如實拍攝下來的照片都可以稱作“紀實”攝影作品。“紀實攝影應該傳達某種訴求,才能和風景、人像或街景照片有所分別。所記錄的事情應該比隨手可得的即興照片(Snapshot)具有更多的意義,應該透露被攝者更多的心境而不只是形似。紀實照片能說出我們世界的一些事情,并且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與環境。”(27頁)羅思坦明確認為紀實攝影家應該是、必須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文主義者”,要讓攝影傳達出每個時代的社會價值與文化價值,于是才有了閃耀在該書中的一長串紀實攝影家名字上的光輝。我們可以在書中看到許多紀實攝影家如何以手中的照相機表達了意見以致推動了社會改造的例子。19世紀末紐約《論壇報》(Tribune)的警政新聞記者雅各布·里斯的紀實攝影揭露了貧民窟和擁擠的合租公寓內的實況和疾病、犯罪與死亡率等恐怖的生存條件,1890年他出版了《其余一半人口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引起極大震撼, 推動了清理惡劣居住環境的改革運動。劉易斯·海因更是面向社會、為民除惡,用照相機呈現受欺壓人民的苦難。他是“全國兒童勞動委員會”的專職攝影師,以紀實攝影揭發童工的惡劣工作環境和非人生活,引起大眾的憤慨,直接促成了禁止童工的立法程序以及美國主要城市改善國民教育和家庭輔助的努力。多蘿西婭·蘭格則以誠摯的情緒與憐憫深入被攝者內心,她拍攝的《移民的母親》(1936年)表達了面對苦難時個人的力量、人格與尊嚴,能夠極大地激發觀者的同情心。
作為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紀實攝影項目,大概至今沒有比1930年代美國農業安全局所組織的攝影活動更為成功和更具有典型意義;在揭露現實、提出建議和推動立法意義方面,這次紀實攝影“才真正展現其揭示事實和影響一個國家的力量”,這是研究攝影社會史和攝影政治史的一個輝煌案例上。在1935年經濟大衰退時期,美國政府成立“(農業部)移民安置署”這個機構,在羅伊·斯特賴克的指導下組織攝影家開展了為期7年的紀實攝影工程,用照相機將農村生活的困境呈現給全國民眾,并對立法產生深刻影響。1942年該項目結束,總計有27.2萬張照片收入國會圖書館檔案。這是紀實攝影史上最珍貴的一組數量龐大的作品,今天則成為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約翰·塔格在他的《表征的重負:論攝影與歷史》(周韻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年11月)中對這個FSA的機構、領導人和運作情況也有過一些論述,這些論述正好可以與作為當事人的羅思坦的回憶性論述結合起來。羅思坦于 193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加入美國農業安全管理局(FSA)攝影小組,而指導這個攝影小組的羅伊·斯特賴克就是他在大學的老師。斯特賴克1921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后留校擔任經濟學講師,與特格韋爾教授有密切的工作往來,把許多照片編入教科書《美國經濟生活》。特格韋爾作為羅斯福總統智囊團成員接任農業部副部長后,邀請斯特賴克參加農業部的項目工作。斯特賴克通過劉易斯·海因的作品認識到記實攝影對社會改造的重要作用,因而組織專職攝影家拍攝全國各地的經濟大衰退情況與困境。農業安全管理局歷史部是1935年作為聯邦政府的“新政”管理部門建立起來的,其主要任務是記錄“大蕭條”對土地和農業勞動力的影響,用以支持在新政政策中推出的相關建設項目。在斯特賴克的領導下,攝影家拍攝的照片除了提供給政府各部門作為制訂新政政策的參照外,也為報告、展覽、報紙以及流行用照片做插圖的雜志提供圖片。斯特賴克對紀實攝影家的指導非常具體,首先是定期向所有攝影師發布詳盡的拍攝腳本,從中提出了許多指導性的原則和建議,例如在一份1936年發給所有管理局攝影師的拍攝腳本中,他要求攝影家關注人口密度與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勞動的收入之間的關系,同時關注被拍攝者家庭中的裝飾物與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關系。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后,為了回應政府和國會的批評壓力,斯特賴克號召攝影家在拍攝人物照片的時候,要讓他們看上去對美國充滿信心。羅思坦則更多看到斯特賴克對這項攝影工作的正面價值的認識,認為他堅持了技術上和審美上的高水平,他向攝影者提出建議的用意是作為攝影者的指南與備忘錄,而不是供按圖索驥。從羅思坦與塔格對于FSA攝影項目的不同觀看與評論角度來看,親歷者與后人的研究很自然會存在差異性。
最后回到我更為關心的紀實攝影與“圖史互證”研究的關系。羅思坦認為,“紀實攝影的目的在于了解生活,人的生活方式,工作與游戲,民眾的社會結構和組織,以及他們的生活環境。攝制、收集、保存與研究照片是為了使現在和未來的人能了解過去。許多紀實照片是供立即使用,而不是為歷史性目的。紀實照片的目的在于使人受到感動后采取行動,以改變或防止某種錯誤或造成傷害的狀況,或者支持或是鼓勵某種造福人群的事情。”(41—42頁)當年為了實際目的而拍攝的紀實攝影作品,在后人看來就具有歷史研究的重要價值,這也正是在我們的研討會上不斷激起爭論的議題:簡單地說“圖像證史”是不夠全面的,應該看到圖像本身就是史料,圖像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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